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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倘若把历史看作一场漫长的纪录片，家具大概是最沉默却最忠实的群演。它的起落可以说与清王朝本身的命运相同，他们同步经历着由兴起到鼎盛，最后到衰败的过程。
清式家具最辉煌的时候，雕工繁复却轻盈灵秀，龙纹姿态优美、鳞爪飞扬。而到了晚清，同样的龙纹却变得脖子粗大、鼻头隆起，被戏称“肿鼻子龙”。
一条龙从灵动变得笨拙，背后藏着的不是某个工匠的失误，而是一个王朝从盛世走向末路的暮年叹息。
01
[ 明风潜移 ]
清王朝定都北京之初，战火未熄，百废待兴，尚谈不上大力发展手工艺。直到康熙皇帝继位后，国力日趋强盛，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有建树，工艺美术才迎来生息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清 康熙画像
那段时间的家具造型还未改朝换代——这很大程度上是清代统治者的怀柔政策，为了安抚百姓，所以康熙时期一应制式皆是明式旧制。
清早期 黄花梨二龙戏珠三围屏罗汉床
今天我们看康熙早期的家具，很容易误以为是明代的器物：线条简练，比例优雅，装饰克制。所以王世襄先生把“明式”定义为一种风格，而非朝代。
清早期 黄花梨独板架几案
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面对汉文化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为几千年辉煌的汉文化与文明所倾倒，另一方面又对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不忍割舍。
纵观康雍乾三朝，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民族审美意识循序渐进的强化——康熙时期沿用明朝旧制，雍正时期进入过渡，乾隆时期的家具则完全完成了由明式到清式的转变。
清中期 黄花梨夹头榫夔龙纹一块玉翘头案
从满族独特的鹿角椅就能看出他们的审美爱好——挽弓逐鹿，游牧情怀。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就有这样一把御制鹿角椅，半圆形椅圈是一付天然麋鹿角，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
这种椅子取材于猎物，用真实鹿角做椅背椅腿，粗犷豪放，带着鲜明的民族气质。
清太宗 皇太极御用鹿角椅
故宫博物院也旧藏有乾隆帝的鹿角椅，根据他做的诗可以得知，这把椅子是用康熙亲猎之鹿制成的，由此可见，清式家具繁复秾华的风格形成是有其必然性的。
清乾隆 鹿角椅
02
[ 紫檀极盛 ]
雍正、乾隆时期，清王朝的国力达到顶峰。政局稳定下来，经济空前繁荣，广东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紫檀木、酸枝木等优质硬木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
造办处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不吝工时、不计成本，专门为皇家制作器物。在这一时期，清式家具形成了造型浑厚庄重、装饰繁复华丽的鲜明风格，以及以广作为代表的苏、广、京三大地域流派。
清乾隆 紫檀夔龙纹五屏风式罗汉床
这一时期苏作家具的辉煌时代已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广作的崛起。广作家具融合西洋风格，用料宽绰，雕饰繁复，深得统治者欢心。当时造办处大量从广州地区征调优秀木匠，以满足内廷皇帝和满洲贵族的使用需求。
至此乾隆时期宫廷家具的材质之优、工艺之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盛世之下，隐忧已现。
清 紫檀螭龙捧寿三弯腿如意足画案
原先，清廷用的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库存的紫檀木，这批木料至乾隆时期已基本消耗一空，朝廷用各种手段采买，但收效甚微。
“乾隆四十九年(1784)六月十九日，尚书金简交来贡物来文清册，内开两淮盐政伊龄阿差人送到……紫檀木二百六十一枚(重四万十二斤)，奉旨：着伊家人送进京交金简，钦此。”
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山水人物图博古柜（一对）
一种顶级木材的枯竭，埋下帝国资源透支的隐患。只是当时的人们未必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03
[ 材尽工颓 ]
和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式家具必然崛起一样，清晚期家具的断流也是无可奈何的必然。
嘉庆皇帝接过皇位的时候，清朝的国库已经不复盛世之充盈。此后的道光、咸丰两朝，内忧外患不断，宫廷开支被一再压缩。
清 嘉庆画像
也是在这段时期，清式家具每况愈下，走入尺度厚重但用料过大、装饰格调低俗且过度的误区，出现了明显颓势。
首先是木料的枯竭，这是清式家具发展途中最初的制约。
紫檀、黄花梨基本用尽之后，工匠们不得不大量使用红木（大红酸枝）作为替代品。红木质地较紫檀为松脆，难以支撑同样精细的雕刻。
然而，比木材枯竭更致命的，是经济的崩塌、社会管理的失序和工匠体系的瓦解。乾隆以后，由于社会动荡和国力衰退，已经难以造就高水平的匠师。
黄花梨透雕螭龙纹四抹门圆角柜（一对） 清中期张弛有度的雕工
这一点首先就表现在雕工上，雕工逐渐粗陋往往寓意着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和审美意识的滑坡。
到了清晚期，龙纹的姿态却日趋呆板，脖子渐粗，龙鼻也大起来，被形象地称为“肿鼻子龙”。更晚期的龙爪五指并拢，嘴呈猪嘴状，脖子粗大，观之呆而无神，不觉灵动反显笨重。
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是封建制度日趋没落，吏治腐败，贪污已呈结构性，嘉庆帝扳倒和珅后，虽抄得巨资，但很快就被镇压起义消耗殆尽。
原和珅府府花园湖心亭旧址
原和珅府府花园一角
经济上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已无法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生产力凋敝，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家具制造只能用更差的材料、更差的工匠、更短的时间。
道光帝提倡节俭，自己常穿旧的、打补丁的衣服，可他的龙袍破损拿去修补，内务府竟上报3000两白银，问就是“需匹配龙袍图案”；光绪帝大婚前夕，发现洞房缺少门帘（可见赶工之仓促），经由内务府层层盘剥，一个只需25两白银的门帘，最终造价竟高达2.5万两白银。
原黄纱绣彩云金龙单龙袍 故宫博物院藏
同治六年，宫中开始为皇帝大婚做准备，宫廷造办处将瓷器画样发至刚从太平天国战火中恢复过来的景德镇御窑厂，下令加紧烧造。
同治八年，这批总计一万零七十二件的大婚瓷器终于完成。清廷却传旨痛斥这批瓷器“烧造粗糙，不堪应用”，慈禧太后大为不满，下令全部补烧。
“各项瓷器要端正，毋得歪斜，其里外花釉及颜色均烧造一律精细鲜明，勿使稍有草率”。
——慈禧懿旨
然而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现实——当时的传统手工艺已不复昔日辉煌，匠人批量换代，工艺传承严重断层。
为筹备同治大婚，朝廷从国库中拨出白银1100万两，造办一切包括家具在内的大婚用品。这笔款项被层层摊派到工部和各地衙门，其拨付周期之长、到帐数额之低，使得下游工业体系几乎完全处于硬着头皮赶工的窘迫状态。
到了光绪大婚时，大婚所用的龙床不得不从广州调来一位名叫杨傅的工匠入京打造。皇家自己的造办处难以独力完成大器物制作的复杂工序，宫廷与民间势力的合力补救才保证了婚礼不至于过于寒碜。
光绪帝大婚典礼全图册 故宫博物院藏
造办体系与民间力量之间的配合便显得格外微妙——前者身份尊贵，却在材料与人力上处处捉襟见肘，只能依靠后者的援助来完成最后期限。
整个晚清，皇家造办体系就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不得不依赖民间的补给。问题是，民间的工匠水平参差不齐——最顶尖的工匠依然能做出精品，但大部分普通工匠只能提供材质和工艺都大幅下降的替代品。
王世襄评家具“八病”中的“俚俗” 南榆四出头扶手椅
士大夫阶层和工匠丧失了前朝的自信和从容，审美标准倾向混乱，要么盲目守旧，要么照搬西方一些庸俗的样式。以至于家具上再也看不到那种神采飞扬的自信，只剩下有形无神的躯壳。
于是，晚清时期的家具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少数精品仍旧惊艳，绝大多数则粗制滥造、不忍细看。
这不是某一种工艺的凋零，而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崩溃。
晚清的“肿鼻子龙”纹宝座，诉说的不再是帝国的威严，而是一个老迈、虚弱、气喘吁吁的巨人，试图穿上年轻时华美的战袍，却处处都不合身，徒留奈何。
它笨拙地站在那里前十证券公司，替一个王朝说出了它说不出口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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